空管局局长车进军到西南空管局调研

因为WTO历来通过成立独立的技术专家小组来裁决贸易争端，它们的工作是不受领导层干涉的。

三是中国国民的人均资本较少。（来源：财经网） 进入 李佐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勤劳人致富 。

而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则不仅没有获得自己应有的权益，而且自己的一部分财富还被处于强势或特权地位的人以种种名目卷走。当然，如果追根溯源，技术水平低、人均资本少、人均人力资本少都可以追溯到制度。中国经济三十年高速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制度改革提高了制度资本或降低了制度成本。如果出现较勤劳的那位反而不富有的情况，那一般是由如下三种原因（一部分或全部）造成的：一是较勤劳的那位处于不利的制度条件下，即拥有的制度资本少或制度成本多。四是中国国民的人均人力资本较少。

在高制度成本或低制度资本下，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当然，美国劳工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一定比中国高10倍，因为其物价和生活成本较中国高。随着土地收入占农民和农民工家庭收入比重下降，农民和农民工家庭的无地现象和土地集中规模经营，使得土地的保障功能呈现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甚至造成农民和农民工最后一道防线的虚化。

而在实践中，却存在均衡用力，甚至选错了制度创新重点。当然，其它制度创新对不同主体的目标函数和净收益也有着不同的影响。但是，在第二阶段，很多地方的制度创新重点仍然放在户籍制度方面，甚至将给予农民工城镇户口和农民工市民化划等号，而在其他关键制度的创新上重视不够，导致这些制度创新进展不大甚至停滞不前。在城乡二元制度体系中，户籍制度是核心，其他制度主要是嵌入户籍制度之中的。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刘诗白经济学奖获得者) 进入专题： 城镇化 农民工市民化 。再者，各个过程的转换和衔接单纯靠民间力量和地方政府与组织可能也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改革的过程中是有时滞的，也就是说在潜在利润出现和使潜在利润内部化的制度创新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在这一过程中，对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制度冲突做出分析，并有针对性的作出政策选择，重要且迫切。新的改革方案的提出和方案的评估、选择也可能会因认知方面的原因而需要很长的时间。中央政府将因此获得广大农民和农民工的广泛拥护和人民政府的荣誉，从而获取极大的政治利益，同时还将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带来的经济发展(包括财政收入增长)和社会进步。

二要加强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划、指导和监督。从理论上讲，以迁出为主的地区，市民化压力不大，而且还能从迁出农业劳动力的市民化中获取更大的外部性收益，如迁出农业劳动力的汇款，返乡创业等都能够带动迁出地的经济发展，因此以迁出为主的地区应该在制度创新中更加主动。如第一阶段的制度创新基本上选对了重点，在户籍制度创新和消除行政门槛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基本上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第一阶段的转移清除了制度障碍。现实的情况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却很不完善，不仅社会保障项目少、社会保障水平低，而且社会保险关系难以转移、社会保障门槛过高、地区差异显著，其结果必然造成两低一高的问题，即参保意愿低、实际参保率低、退保率高。

土地制度创新对政府的经济利益的负面影响巨大，又是在组织化程度最小、势力最弱的农民、农民工和组织化程度最高、实力最强的政府之间的博弈，加之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模糊和承包权弱化的制度产权缺陷，农民和农民工更无法在制度创新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果农村土地制度创新进程十分缓慢。第四是针对地区差异冲突的协调。

因此，这些制度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在不同的阶段，这些制度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从而制度创新的重点是不同的。传统的城镇就业制度不仅为城镇职工提供了就业岗位和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承担着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

制度创新存在地区差异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明显，目前我国城乡二元制度创新主要是在国家宏观指导下由地方推动和实施的。由于户籍制度的创新进程较快，很多地方已经打破了城乡户籍的界限，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但由此带来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一方面，统一了城乡户籍，农民工获得了城镇户口，但另一方面，嵌入户籍制度的其他福利性制度却没有跟上，如就业歧视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依然存在，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存在较大差异。首先，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农民工市民化所面临的主要制度障碍、城乡二元制度各项子制度的利益关系的复杂程度及其在城乡二元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不同阶段的改革重点。其主要表现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滞后性。单纯的户籍制度创新的阻力较小，推进得也最快速。而以迁入为主的地区，市民化压力较大，制度创新的阻力应该更大。

由于城乡二元制度内部子制度的制度关联性和相互依赖性很强，因此在某个阶段除了需要对重点制度的改革外，还需要其他子制度的配套改革，这样才能推进城乡二元制度的整体性改革，避免制度冲突。但是，如果大城市的制度创新领先于中小城市和镇，率先允许农民工市民化，那么将有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大城市，这将使大城市面临很大的人口压力、交通压力、基础实施压力、环境保护压力，对城市承载力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三是要发展农会、工会等组织，提高组织化程度，改变农民和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土地问题不解决，户口问题也无法解决土地是农民的唐僧肉，谁都想来吃一口，只有农民吃不到。

当然，这跟中国的传统观念有关。城市升级，还不仅是机构的改革，还应当提升城市的附加值。

到了地方政府那里，城市化就是GDP主义的翻版。改革开放30年，城市化速度也不慢，但产生了不少负面效应。中国的农民工，包括他们的家属在内应该有3亿~4亿人。在欧洲，城市越古老，附加值越高。

前面一个市长规划的项目，还没做完，下一任市长又要重新改、重新建设，公路、楼房、桥梁，拆了又建，一直在产生GDP，但这是巨大浪费之下的GDP。城镇化被列为其中一项重点工作。

传统农业社会很难成为一个消费社会。城可以造，大楼可以造，但市造不了。

要通过小城镇建设带动，改善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农村的现代化。今天，我们不再需要粗放的城市化，城市化要精细，从细节上入手。

这就是城市简单扩张的结果。以新加坡为例，人口600万，只有一级政府。但是，城市化的目标是什么，如何去实现？如何去收获城市化的好处，避免负面效应？大家不清楚。土地国有化，要给农民一定补偿。

我认为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应当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周刊》：如您所说，我们有些城市是官僚的城市，政府对城镇化的过程大包大揽，过多地干预，如何改变这种现状？郑永年：一定要搞清楚，城市化的主体是谁？在中国，城市化的主体是官员，是政府。

如果非要通过城市化达到GDP增长多少点，这会使城市化变成disaster(灾难)。在农村，土地可以集约化经营，形成规模经济。

中国城镇化应有四种模式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应当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大多被理解为投资、城市建设的时候，谁有动力去保护农村？郑永年：城市化，要跟社会建设，无论是城市社会，还是农村社会，结合起来，才会获得平衡发展。